mlgxq 虽然他们没有经过 司法统一考试，但是他们经过了法学科班训练，受过若干时间的专业技能训练，一定程 度上具备了法律职业素养。
监督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是人盯人，所以个人因素决定了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当监督者个人为政素质是可依赖的，那么监督是有效的。1954年宪法里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检察院监督，1982年宪法里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计机关和检察机关，后来发现效果还不够，又在1986年恢复监察机关[28]。
而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将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当代中国监督制度从制度性质上看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监督制度，但是从文化传统意义上看，它仍然属于传统监督制度模式在当代的延续。监督者的这种个人品质完全是出于非制度化的因素，而制度有时还需要监督者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更愿意倡导反 腐败的口号，而不屑于建立防 腐败的制度。传统监督制度在结构上以一元的权力为中心，实质就是一种人治的方式。
监督制度在中国非常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它与中国社会以权力为核心的精妙绝伦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与官僚体制相关。都察院选用了56名以忠直著称的御史，分驻在各省的15个道，皇上可以听到秘报，即秘密的监督信息。波斯纳还认为诉讼具有一种精神发泄或者治疗作用，这种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所谓实体内容包括多层次的丰富内容：1）实体法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Se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61,P885-931. [12] See Neil Vidmar , The Origins and Comsequences of Procedural Fairness ,Law Social Inqui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Volume 15,Number 4,Fall 1990)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877. [13] E.Allan Lind and Tom R.Ty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1988 Plenum Press,PP64-92 [14] 贝勒斯也使用The inherent purposes of legal procedure (程序的内在目的)这个概念。[56] 参见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柯克所谓自然理性与技术理性之区别，显然道出了基于普遍的道德、经济和政治等观念而形成的大众逻辑与根据专门的专业思维而构筑的职业逻辑的区别。
在具体制度的不同层面上又表现为纠问制与对抗制，职权原则与处分原则，法官主动性与法官消极性，等等。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区别还在于：如果说程序外在价值是目标，那么程序内在价值则是手段。
由于设计者控制交给律师的每个案件的信息量，他们最终能测量在不同的审判程序和条件下传给法官的信息量的多少，从而判断究竟哪种诉讼程序能够揭示更多的案件事实。[39] 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它们包括了大量的、新生的利益的相互冲突，而其背景就是拒绝为了其他利益而完全牺牲某一利益。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页。
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例如，如果想要使无辜者受追究的概率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在另一方面，有罪者被判无罪开释便成了必然的代价。刑事诉讼的精确性与诉辩形式的采用——实体目标不是精确性，而是当事者的人权保障。程序公正弥补了当事人对结果难以把握的恐慌。
因为法官以服从法律为天职，倘若要法官既执行法律又执行道德和政策，那么法官无异于行政官员。被称为看得见的公正的程序公正，就是程序的内在价值。
我们已经说过，当不清楚什么是恰当的结果时，人们往往最关注程序公正。波斯纳说这一点类似于市场，即使分配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与法官的无私公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这不是程序的唯一序列的价值，如果一项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通过它的结果——能够达到诸如程序理性、人道、尊重人的人格尊严和隐私等项价值，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该程序在这方面是善的（或好的），而不论它是否具备好结果效应。1975年，约翰?蒂伯（John Thibaut）和劳伦斯?沃克(Laurens Walker)发表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专题报告程序正义：心理学方法分析。无论在我们的思想世界还是在我们的行动世界，程序价值没有获得它应得到的尊重。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诉讼程序模式，应当由各国根据自己的不同特点来作出相反方向的调整，这是十分必要的。以及（6）对法律和判决的抱怨。比如，刑事诉讼目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控制犯罪与正当程序、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安全与自由[1]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矛盾。
[30] 参见前引[3]，王亚新文，第9页。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事实，但把它归结为是法官在职业化过程中不重视自己行为和性格方面的修养，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本文认为正是因为程序存在这两个序列的价值标准，所以法律程序存在着若干对相互矛盾的结构性要素，它们在程序运行中构成了四对基本矛盾，即：程序目标（产出）与程序手段（成本）、大众生活逻辑与职业专门逻辑、实体思维倾向与形式思维倾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有西方学者为了证实两种程序之中究竟哪种更能够揭示案件的事实，曾以在法学院的学生中进行过一项试验，其结果表明这样的结论：在原来对当事人不利的案件中，只有律师以当事人为中心时，对抗制产生更多的有利于当事者的信息。
自由法学为了追求法的实质妥当性价值宁愿牺牲法的形式安定性价值。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也兼采职权主义。
一位研究比较司法程序的学者断言，法国刑事上的纠问制至少与对抗制一样行之有效。因而在现实中国的审判活动中导致一个现象：社会大众与行家里手对待法律问题并不存在什么差异或隔阂。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法律（也就是公开宣布并执行的规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法律工作日益专门化的历史[22] ，而法的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则是法律活动的进一步的专业化。波斯纳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何以防止法律专门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33] 陪审制以及非职业法官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
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的三分法中，始终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问题：在程序预想达到的结果正义之外，存在着程序自身的正义标准。日本诉讼法学者棚赖孝雄指出了对抗制背后的弱势，他说自由对于意思自治是不可或缺的，它内在地具有散漫或恣意等因素，要使意思自治真正成为社会构成的一般原则，就必须导入一种连带的契机[51]。
20世纪以来，法律在应付变化中的经济秩序方面不符合人们对它的期望[39] ，因而法学家倾向于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而在社会本身，于是认为法律只是社会有机体的骨架。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庭审方式就是法官职权主义因素与对抗制因素的共存以及独特的混合[56]。
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随着社会地位差别的日益扩大，个别化处理问题的需要也相应增长起来。
[21] Michael Bayles, Principles for Legal Procedure, Law and Philosophy 5(1986),by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PP.53 [22] 前引[18]，波斯纳书，第7页。职业法律家在程序的操作之后所得到的结论与大众的倾向可能存在相同或相吻合的情况，但人们也经常发现职业法律家与大众在同一问题上存在差距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程序的这些基本矛盾总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因而在程序制度运行中成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以下。
如果判决所参考的因素过多，而每一个因素又变化不居，那么分类范畴或类推标准恐怕会很难得出，甚至更难维持。就当今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来看，强制本位与合意本位也在趋于结合，被两大法系不同国家所吸收。
它当然不是一种依靠权威发现新事物的方法，也不是一种能企及所有真相的方法。[44] 前引[35]，昂格尔书，第184页以下。
而在任何条件下纠问制都没有产生更多的信息。然而，在法国和德国的同样试验却发现，具有上述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偏爱由当事人对过程阶段掌握高度自主权。
